创作背景

在《走出非洲》版的基础上 侧重叙述 女主角（“我”）在东马Sabah/Sarawak的网络规划和建设工作，只将部分商务谈判、宴请、休闲娱乐场景设定在吉隆坡和西马半岛Peninsular Malaysia。突出 对当地马来华人商人运营商、土著运营商、网络工程师的赋能 自己如何融入当地生活和工作 认识关键客户 建立亲密关系 重创（项目亏损+感染新冠）离开

用户这次的要求非常具体，是在之前《走出非洲》版本的基础上，进行一个重大的地理和叙事重心的调整。用户希望把故事的主体场景从“西马的吉隆坡和巴生河畔”转移到“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”，而吉隆坡和西马半岛只作为商务、宴请等辅助场景存在。

嗯，我需要仔细理解用户的深层需求。用户可能对之前以吉隆坡为核心的版本感到不够满足，或者ta对东马有特别的兴趣。东马在地理、文化、经济上和西马差异巨大，有更原始的自然环境、更复杂的族群关系（尤其是本土土著），以及独特的商业生态。用户想突出“网络规划与建设”这个技术性很强的核心工作，这正好与东马地广人稀、基础设施挑战大的特点契合。

用户强调了几个关键词：“赋能”、“融入”、“建立亲密关系”、“重创（项目亏损+感染新冠）”、“离开”。这说明用户想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记录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起伏的故事。用户希望看到女主角作为一个外来者，如何在东马这片土地上，不仅完成工作，更与当地人（华商、土著运营商、工程师）产生深刻的连接，并最终经历挫折和离别。这延续了《走出非洲》那种“在异乡留下烙印”的主题，但地理和文化背景完全更换了。

回顾之前的对话，用户已经尝试了多种文学风格来改编这个故事，从平铺直叙到意识流、茨威格、杜拉斯，再到《倾城之恋》和《走出非洲》。用户对故事原型和文学风格有很高的要求，这次是要求在《走出非洲》的框架下进行内容重构，而不是风格再变。

我需要构思如何将原版中的核心人物和情节（拉希德先生、诺尔、莎莉玛、法斗犬、高尔夫、土星行运）合理地“移植”到东马的背景中。拉希德先生可以变成古晋的华商拿督，诺尔可以变成伊班族工程师，莎莉玛可以变成在乡村做社区工作的卡达山族女人。原版中的“巴生河”可以变成砂拉越的拉让河，吉隆坡的咖啡馆可以变成古晋的茶室。

故事的时间线和土星行运的占星框架需要保留，这是整个系列的骨架。但具体事件需要重新设计，要突出东马的特点：比如长途四驱车深入内陆、乘坐长舟去偏远村落、面对信号盲区时的技术挑战、与当地原住民社区的互动、热带雨林特有的疾病（如疟疾）替代新冠作为健康危机的一部分。

用户提到“项目亏损”和“感染新冠”作为重创，但东马背景让我思考，是否可以用疟疾或登革热来增强地域真实性？不过用户明确说了“感染新冠”，可能需要兼顾。也许可以设计为在项目最艰难时感染新冠，康复后又深入雨林，再遭遇其他热带疾病，这样既能保留新冠这一时代标记，又能融入东马特色。

最后，整个故事的情感核心不能变：女主角在东马这片更原始、更具挑战性的土地上，不仅完成了技术赋能，更找到了某种精神归属，最终在遗憾和收获中离开。伞的意象依然可以用，但需要和东马的雨林、河流结合起来。

撑伞的人

——我在东马的那些年

版权信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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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故事基于真实占星行运数据与个人经历改编。部分人物、事件和场景为文学虚构。涉及的地名、机构名称均经过文学化处理。未经授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或改编本书内容。

封面图片建议：砂拉越州拉让江（Rajang River）的黄昏。河面宽阔浑浊如流动的泥金，两岸密林在暮色中化为墨绿的剪影。一条长舟停在岸边，舟上放着一顶安全帽和一卷被雨水浸湿的图纸。远处有电信塔的红色信号灯，刚亮起来，一闪一闪。色调：泥金的河、墨绿与近黑的林、那一点红。

作者感谢

感谢在砂拉越和沙巴遇见的每一个人。感谢蔡先生，在古晋那间茶室里教会我“慢慢来”的生意。感谢阿纳，那个从长屋走出来的伊班族工程师——他后来能独立调测基站了。感谢珍妮，在哥打基纳巴卢的海边教会我听海浪声的女人。感谢那条不知名的河，那只停在船头的翠鸟。

感谢土星。它用了两年半时间穿越我的第一宫，把我从深圳送到古晋，从古晋送到哥打基纳巴卢，从哥打基纳巴卢送回武汉。它教会我，有些路必须自己走，有些伞必须自己撑。

这本书里写的，有些是真实的，有些是我想象的。但关于东马雨季的那些部分——那些泥泞的伐木道、那些长舟划破的晨雾、那些在信号盲区里一帧帧调试出来的基站——全部都是真的。

Prologue

——致那个我最终离开的地方

我在马来西亚有过一个据点。不是家，家是别的东西。家是你出生、长大、后来离开又回去的地方。据点是你自己选择的。你在那里建造一些什么，然后有一天你发现，你建造的那些东西反过来建造了你。

我的据点不在吉隆坡。吉隆坡只是路过——开会、签合同、在Integra Tower那间永远太冷的会议室里跟拿督们喝咖啡。我的据点在东马。在砂拉越的古晋，在沙巴的哥打基纳巴卢，在两州之间那些没有路的地方——伐木道、河流、长舟、直升机起降点。在那片连谷歌地图都标不清楚的土地上，我们建了三百多个基站。

两年半。从2020年8月落地吉隆坡，到2022年8月离开。大部分时间我在东马。在古晋的茶室里跟蔡先生吃哥罗面。在拉让江上游的长屋里跟阿纳的父亲喝米酒。在哥打基纳巴卢的海边跟珍妮吃烤鱼。在美里医院的隔离病房里，盯着天花板上的风扇，数它转一圈要几秒。

后来我离开那里，回到武汉。后来我又去了英国，读了一年的书。后来我坐在武汉某扇窗户后面，窗外梧桐叶正黄，法斗犬趴在我脚边打呼噜，我试着回想那两年半是怎么开始的。

是从一场疫情开始的，还是从一张机票。从马德里飞回深圳的航班上我靠着舷窗往下看，不知道下面是哪个国家，只知道云层很厚。当时土星——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术语——当时土星正撞向我的上升点。水瓶座0°22′。用占星的语言说，那是一个人的第一宫正式进入冬天的时刻。

用我的话说——是我在热带雨林里学会撑伞的那段时间。

我在东马有过一些东西。一座临时的公寓，一份永远在出差的工作，一只狗，一把七号铁，一群本地朋友，以及后来，一场几乎把我击垮的亏损，和一场让我重新学会呼吸的病。

土星过境第一宫的意思，不过是：当所有可以躲的地方都被拆掉以后，你还能不能站在空地上，撑稳自己的伞。

我不知道我能不能。我去了。我在东马住下来。我认识了蔡先生，认识了阿纳，认识了珍妮。我做了一些事情——不是大事，只是我在别处不会做的事。我学会了在伐木道上开四驱车，学会了用伊班语说“信号来了”，学会了在拉让江上游的长屋里盘腿坐一整夜，听老人讲那些关于猎头族的旧事。

我最喜欢的关于东马的记忆——我想到的是什么呢。是很多小事。是每天清晨古晋河滨公园的雾气，砂拉越河的河水在晨光里泛着铅灰色的光。是拉让江上的黄昏，浑浊的河水反射着赤道最后的日光，像流动的泥金。是哥打基纳巴卢的海边，珍妮把烤鱼的鱼刺挑出来放在芭蕉叶上，动作很慢，像在做某种仪式。是阿纳第一次独立调通一个微波链路时，在WhatsApp里发来的那个笑脸——信号很弱，图片加载了很久，但那个笑脸是完整的。

还有那条不知名的河。我们在那里等轮渡，等了几个小时。船坏了。河水很缓，岸边的树林密不透风，偶尔有翠鸟从水面掠过。阿纳蹲在船头吃芒果，汁水顺着手腕流到手肘。那是我在马来西亚度过的最漫长的一个下午，也是最好的一個下午。

我在马来西亚曾经拥有过一种自由——那种不需要证明自己是谁的自由。因为你已经什么都做过了。你已经在凌晨两点在美里的机房里调通过一个断网三天的基站，你已经在拉让江上游的长屋里喝过发酵的米酒，你已经在古晋那间没有招牌的茶室里学会了什么叫“慢慢来”，你已经在哥打基纳巴卢的医院里签过自己第二次入院的同意书。你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解释你从哪里来。他们看过你做的事。他们知道你可以在伐木道上开六小时的车去一个只有三百人的村子，就为了换一块坏掉的板卡。他们知道你可以盘腿坐在长屋的地板上，用从珍妮那里学来的马来话跟村长解释什么是LTE。他们知道你可以在项目亏掉几百万的时候，仍然出现在古晋的客户办公室里，把所有责任扛下来。

当你真正知道你是谁的时候——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了。但我现在要说的，是我还在那里的时候。是我还在赤道边的那两年半。是蔡先生。是阿纳。是珍妮。是拉让江。是那场亏损。是那次住院。

是那些把我敲碎了又拼回来的人。

I. 古晋

我在雨季开始时抵达吉隆坡。富丽华酒店，1407房间。十四天隔离。走廊铺着暗红色地毯，空调温度低得像冷藏库。我把行李箱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——叠好，按颜色排列，文件按日期装订。十四天里，做了三遍。

我没有疯。我只是需要确认：还有一些东西在我的秩序的里。

后来我去了古晋。

第一印象不是热带雨林。是安静。古晋比吉隆坡安静得多。街上的人走路更慢，说话更轻。砂拉越河穿城而过，河边有一排老店屋，百叶窗漆成褪色的薄荷绿。我在河滨公园附近租了一间公寓。阳台能看见河。每天清晨河面上有雾，雾气从水面升起来，把对岸的州议会大厦变成模模糊糊一片金色。

我在古晋的第一个客户是蔡先生。

蔡先生是砂拉越Celcom Timur的高层。华人，六十岁出头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像那种在军队里待过的人。但他在军队里没待过。他父亲是福州来的移民，在诗巫开杂货店起家。他说他小时候住在店屋楼上，楼下卖米和酱油，楼上一家七口挤在两间房里。他十八岁去英国读书，回来后在电信行业做了四十年。

第一次见面不是在会议室。是在他公司附近一家老茶室。塑胶椅子，瓷砖地面，吊扇摇着头。他点了两碗哥罗面，叉烧油面，拌猪油。“多吃，”他说，“你太瘦。”

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。聊5G频谱，聊砂拉越的地理——从古晋到美里，从诗巫到民都鲁，几千公里，山，河流，沼泽。聊他对供应商的期待。“我不要那种签了合同就消失的公司，”他说，“我要那种出了问题还会接我电话的人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接你电话？”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很慢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你在这里。”

“在这里”。

后来每次我来古晋都在这间茶室见他。他永远点哥罗面。我后来也学会了点哥罗面。后来那间茶室的老板娘看见我进来，不用问，就端两碗哥罗面——他的叉烧多放蒜，我的叉烧少放蒜。

在古晋，蔡先生教会了我一件事。

有一次从Bintulu回古晋的路上，他的丰田被一辆抛锚的罗里堵在了路边。他熄了火，把车窗摇下来，把手肘搁在窗框上，看着外面的棕榈林。外面是清晨的热带，棕榈树在微风中轻摇，露珠还未散尽。空气里混着泥土和除草剂的气味，还有远处传来的一两声鸟鸣。他没有打电话，没有按喇叭，没有看表。他指着公路外面那片棕榈树，说：“你看。那是油棕。我父亲刚来砂拉越时，在油棕园里割过棕榈果。”

我们等了很久。他一直没有急。

“在砂拉越，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。他拿不到光纤的批准，不是因为他不想给你批。是因为他也要等他的上级，他的上级在吉隆坡，吉隆坡的人在等布城。你骂他，没有用。”

“那什么有用？”

“让他知道你还会再来。”

后来我们终于到了Bintulu。他在车里教会我的那句马来话——sabar，慢慢来——后来成了我在东马全部工作的哲学。不是消极等待。是持续在场。是让客户知道，即使批文没下来，即使光纤还被卡着，即使测试数据一团糟——我还在。我会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。

他知道我会来。所以他不急。

II. 海

我在哥打基纳巴卢认识了珍妮。

她是Maxis东马的技术主管。卡达山族，四十多岁，短发，从不化妆，笑起来眼角有细纹。她是我见过的最懂微波链路的人，没有之一。她能在手绘地图上标出每一个中继站的位置，精确到经度纬度。她不知道这叫GIS，她管它叫“记性”。她说她年轻时在沙巴的乡村电信局工作，一个人负责几平方公里。基站坏了她骑摩托车去修，没有路就扛着工具箱走。

第一次去她的办公室，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沙巴地图，上面钉满了彩色图钉——红色是4G覆盖区，蓝色是信号盲区，黄色是正在建设的站点。“蓝色是我想去的地方，”她说，“黄色是你帮我的地方。”

她是那种什么人。是你把参数给她，她不需要你解释。她看你一眼，然后说：“这个链路设计有问题。你们用的是标准模型，没有考虑京那巴鲁山的雨季。雨季湿度98%，微波衰减会超过你模型预测的3个dB。”她说得对。

珍妮的衣服永远被熨得笔挺，即使在沙巴的湿热里也从不打皱。她说这是跟她母亲学的——她母亲是山打根的裁缝。“她说过，不管多穷，衣服要熨平。衣服熨平了，人就站得直。”她也很少抱怨什么，唯一抱怨的是沙巴海上飘来的塑料垃圾。她说她小时候，海比现在清，鱼比现在多，沙滩上没有矿泉水瓶。

我经常去沙巴出差。每次去她都在机场接我，开一辆银色皮卡车，后斗里放着工具箱和安全帽。我上一次去时，她说：“今天不去办公室。带你看海。”

她开车带我去了哥打基纳巴卢北边的海边。不是游客去的那种海滩——那里没有躺椅和遮阳伞，只有一条被海风侵蚀的旧防波堤，堤的尽头是一根锈迹斑斑的水泥柱，上面刻着已经不认识的字母。沙滩上散落着被海水打磨过的碎玻璃，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没有价值的宝石。风很大，浪是深蓝色的。她站在防波堤尽头，风吹着她的短发。我站在她后面。

“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就来这里，”她说，“看海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看它一直在那里。”

后来每次压力大的时候——项目延期、光纤被洪水冲断、供应商交不了货——我都会想起她在那片海边，风吹着她的短发。她说，看它一直在那里。

她没有问过我压力大不大。她只是偶尔在深夜给我发一条WhatsApp，不是技术问题，就是一句：“记得吃饭。”

有一次我们坐在她家阳台上喝咖啡。阳台很小，只能放下两把塑料椅。她种的九重葛从栏杆上垂下来，玫红色的花瓣落了一地。对面是哥打基纳巴卢的市景，蓝色清真寺的穹顶在暮色里变成剪影。她说她父亲是渔民，在她十二岁那年死在海上。母亲靠给人洗衣服把她和四个弟弟妹妹养大。她说她这一生最怕的不是台风，是没有钱供弟弟妹妹读书。后来她把他们都供出来了。最小的弟弟在新加坡当工程师。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看着远处海上星星点点的渔火。“所以我要把信号送到每一个渔村，”她说，“不是为了他们能上网。是为了万一哪天船没有回来，他们能打电话。”

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只是陪她坐在黄昏里，看那些渔火在深蓝色的海上闪。

后来我每次在沙巴建好一个基站，都会给她发一条消息：“又一个渔村联网了。”

她永远只回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III. 蓝

你见过热带雨林里的雨吗。

不是吉隆坡那种午后准时到达的雷阵雨。是砂拉越内陆那种雨。它不打招呼。它来了就是来了。树叶被砸得噼啪响，河水在几分钟内涨成泥浆，天空暗得像傍晚。然后它停。没有渐弱的过渡，就是突然停了。然后太阳出来，一切被照得发亮，像被人擦过。

我是和阿纳一起淋过那场雨的人。

阿纳是伊班族人。他的全名很长，我记不住，但他说可以叫他阿纳——在伊班语里，“阿纳”是孩子的意思。“我还是孩子，”他说，“还有很多不会的。”他是我在东马招的第一个本地工程师。面试的时候他刚从古晋一所技术学院毕业，穿着借来的衬衫，袖子太长，扣子扣到最上面。他很紧张，说话结结巴巴。但他提到他来自拉让江上游的一个长屋，从小看着河水和森林长大。“我父亲说，森林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位置，”他说，“基站也一样。”

我录用了他。不是因为他的成绩——他的成绩一般。是因为他说基站和树一样——每棵树都有自己的位置。一个在长屋里长大的孩子，天然懂得什么是覆盖，什么是盲区。

他第一次出差就是跟我去内陆一个站点。那个站点在拉让江上游，从古晋开车到码头三小时，换长舟。长舟是木制的，船头尖尖的，装了雅马哈引擎。开船的男孩看起来不到二十岁，赤着脚，嘴里嚼着槟榔。

河道很窄，两岸的雨林密不透风。偶尔能看见犀鸟飞过，翅膀拍打的声音很大。河边有长屋，用高脚架在河岸上。孩子们在河里洗澡，看见长舟驶过就挥手。阿纳也挥手。他跟孩子们喊了几句伊班话，孩子们笑。

船开了很久。阿纳一直站在船头，背对着我，背影很瘦。河风吹着他的衣领，他偶尔蹲下来跟开船的年轻人说话。我问他，他们都是什么族人，他说伊班人，有些是亲戚。

“这是你的河？”

“是我族人的河。”

那天我们跑了好几个站点。其中一个基站在山上——没有索道，只能爬。雨林里的路是软的，踩下去是腐叶和泥。阿纳走在我前面，用一把巴冷刀清理灌木，手臂和手腕配合得行云流水。“我父亲教的，”他说，“他说你要跟森林说话。不是用嘴，是用刀。”

到了山顶我们开始调测微波链路。信号很差。不是设备有问题，是地形太复杂。山一层一层，树一层一层。阿纳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，盘腿坐在地上。试了快一个下午。太阳晒得人头晕。

然后下雨了。热带雨林的雨。没有预兆。没有渐强的序曲。就是突然间，天像被人泼了一盆水。树叶被砸得噼啪响，泥地变成泥浆。阿纳抱着笔记本电脑躲进雨布下面。雨布一角被风掀开，雨灌进来。他坐在泥水里继续调。我说雨太大了你先上来。他摇摇头说快了快了。他全身都湿透了，手指在触控板上打滑。

然后他忽然站起来了。眼睛亮得像被雨水洗过的叶子。

“有了。”

那是我见过的最微弱的一格信号。但它是完整的。

下山的时候雨停了。林子里到处滴水，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。阿纳浑身是泥，靴子进水，左手的巴冷刀刀刃上还沾着碎叶。但他一直在笑。他说这是他这辈子调通的第一个微波链路。他说他要告诉他父亲——他父亲这辈子没摸过手机，但他知道信号是好事。“以前我们村里有人生病，要划船半天去镇上找医生。以后不用划船了。可以打电话。”

我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脚底打滑，差点摔了一跤。阿纳扶住我。他的手很瘦，但很有力。我忽然想——这一年我做了很多事，签了很多合同，开了很多会，测试了很多数据。但在这一刻，在雨后的泥泞里，我第一次觉得，也许我确实应该来这里。也许我确实应该在这个国家建基站。不是为了技术，不是为了市场。是为了阿纳。是为了他可以在那条河里划船时，告诉那些在河里洗澡的孩子：你们以后不用划船去找医生了。

后来阿纳成了我在东马最得力的工程师。他不止调测微波，还学会了自己写站点方案。他娶了一个来自民都鲁的华人女孩。婚礼那天我坐在女方宾客区，旁边一位阿姨用福建话问我是不是新娘的朋友。我说不是，我是新郎的工友。她给我夹了一块扣肉。我吃了。很好吃。

有一次他一个人被派去Ulu Baram一个村子处理断网故障。那个村子在最内陆，手机信号完全没有，他借了村民的短波电台，辗转联系到我。收音机里嗤嗤喇喇的电流声，他的声音断断续续：“老板…我到了…是电源坏了…我换了零件…现在好了…回去的路被水淹了…不过不要担心…村长让我住一晚…明天水退了我就回来…”

第二天水退了。他发来一条WhatsApp——信号很弱，图片加载了很久，是他在那个村子里和一群孩子的合影。背景是长屋，屋前晾着渔网和几串不知名的果实。阿纳蹲在一群穿纱笼的孩子中间，笑得露出虎牙。

照片下面写着：“今天上午教他们怎么用拨号上网。有一个孩子说，他以后想学修基站。我说我可以教他。”

我把那张照片存了下来。后来很久，一直存着。

IV. 亏损

二〇二一年底，我们丢了一个标。不是普通的标——是我们在东马最大的项目预算。因为低估了内陆站点的物流成本：一部分设备在民都鲁码头积压，港口工人因为疫情缺勤，清关延误。然后是运输——内陆没有路，只能用直升机吊装。我们在直升机租赁合同上吃了大亏。加上雨季施工延期，罚款一天一天往上叠。

宣布那天古晋下着雨。不是那种下完就停的雷阵雨。是连绵的、粘稠的、下了一整天都不停的雨。蔡先生坐在那间茶室的角落里，面前那碗哥罗面已经坨了。他把筷子搁在碗边，安静地听我说完。“这次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，”我说，“低估了内陆站点的施工难度。成本超过预算。”

他沉默了很久。吊扇缓缓地转着，瓷砖地面上映着窗外的水光。然后他说：“所以你要走吗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可以走。但还有三个站点没建完。”它们都在拉让江上游的山脊上，是阿纳画在地图上的。我说：“我把这三个建完，再走。”

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他低下头，拿起筷子。说：“吃饭。”

后来那碗面吃完了。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责怪的话。

但亏损是真的。我晚上回到古晋的公寓，对着天花板算数字。怎么算都对不上。我把笔放下。走到浴室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。镜子里的女人很瘦，眼眶凹进去。我把公寓所有的灯关了，坐在黑暗里。窗外是砂拉越河。河水在夜里是黑色的，只有几盏渔火在水面上晃。我想——如果我走了，那些已经打到一半的站怎么办。阿纳怎么办。那个在长屋里跟他挥手的、想学修基站的男孩怎么办。

我不走。

后来阿纳跟我说，他在裁员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是总部定的。我没有能保护他。我去跟总部争论，那些电话打了很多遍，从晚上十点打到凌晨三点。最终，我用自己在项目预算里的工资换了他的名额。这件事我没有告诉阿纳——我告诉他的是“总部那边搞错了，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”。他用一个季度的工资买了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，在我们投的那个站点下面，自己调通了第一个独立的微波链路。他发来一张截图——信号强度百分比。旁边是他打的一行字：“老板，这个站是我一个人的了。”

我把那张截图存了下来。

那段时间整个东马团队都在裁人。办公室越来越空。以前坐满工程师的办公区，现在只剩一排空桌子和几台没人用的显示器。蔡先生没有问我怎么撑。他只是每次我去古晋时，多点一份哥罗面。“多吃，”他说，“你太瘦了。”

珍妮知道后，只在深夜发来一条消息：“记得吃饭。”

有一天阿纳从民都鲁出差回来，带了一袋山竹，放在我办公室桌上。山竹的皮还是湿的，上面沾着雨林的泥土。他说：“老板，我知道你不会走。这些山竹是我阿爸种的，他听说你的事，说一定要给你。”他停了一下。“他还说，你是我们自己人。”

我的伊班语当时已经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词。但“自己人”是他用英语说的。Sakai diri.

V. 蓝山

我在古晋有一个据点。不是那间公寓。是蔡先生茶室旁边的一家咖啡馆，没有招牌，隐藏在停车场的角落。老板是个印度老人，沉默地擦杯子，永远在擦。靠窗的位置下午有阳光，晒得人想睡觉。他们的咖啡加炼乳，不加糖。我在那家咖啡馆里和蔡先生、供应商、政府官员喝过无数杯咖啡。在那里学会了几句伊班语，学会了怎么用手势跟印度老板说“再来一杯”。学会了在下午的阳光里什么都不想。

也在那里遇见过珍妮。她来古晋开会，顺便找我吃午饭。她坐在我对面，翻着我的项目报告，忽然抬起头问：“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？”

我看着咖啡杯沿那一圈干涸的咖啡渍。说：“想过。但家不在这里。”

她点点头。没有说话。

后来我一个人从咖啡馆走出来。雨后的街道被洗得很干净，空气里混着煎饼的油香和排水沟蒸上来的水汽。小吃摊已经收摊了，地上残留着炸香蕉碎屑，被雨水泡得发胀。我沿着巷子走回公寓。街灯亮了，一群马来孩子在巷口踢一只瘪了的足球。球滚到我脚边，我踢回去。孩子们用马来语喊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，但他们在笑。

我想起有一次周末休息，我一个人开车去了山都望。从山都望山顶能看到南中国海，蓝色一片。那天空气很清，能见度很高。我坐在山顶的岩石上，看着远处的海平线。海平线是弧形的——在城市里你从来看不到这一点。只有到了足够高的地方，你才看见这条弧线。我想起阿纳说的那句话：森林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位置。我想，也许基站也是一棵树。它不移动，不寻找，它只是站在那里，把信号送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里。我大概就是一株被种在东马的树。这两年半里，我的根须和这里的泥土长在了一起。

我没有留下来。但那片蓝色一直留在我的眼睛里。很久以后，在武汉的雾霾天里，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它。

在我离开吉隆坡的那一天——也是我整个马来西亚旅程的终点——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。古晋的机场很小，我提着行李箱站在候机室，透过玻璃看最后一次砂拉越河。河水还是那样，浑浊、缓慢、反射着赤道的日光，像液态的锡。法斗犬在我脚边的航空箱里打呼噜。阿纳和他妻子从民都鲁开了一夜的车来送我。他穿着那天我帮他挑的衬衫——我说你要有件像样的衬衫去投标会，他说行，老板你挑。然后他真的穿着它，从民都鲁一路开到了古晋。他送我一袋山竹。包在旧报纸里，皮还是湿的，沾着林子里特有的泥土和雨水混合的气息。

蔡先生站在他旁边，没有说话。他手里拿着一包咖啡豆。老人家自己烘的。烘了很久。“到了武汉，自己泡。加炼乳。炼乳放在托运的行李箱里了。”

珍妮没有来。她前一天在哥打基纳巴卢出差，晚上发来一条WhatsApp：“明天有台风，飞机取消了。你路上小心。”下面是一张照片——哥打基纳巴卢的海边，早晨的太阳正从海平线上升起来，金色的光照在旧防波堤尽头那根锈迹斑斑的水泥柱上。她大概在那片海边站了很久。

飞机起飞时我靠着舷窗往下看。砂拉越河变成一条灰色的细线。拉让江在云层之间露出一小段，然后消失。那片绿色——无边无际的绿色——慢慢被云遮住。云层之上，土星正在离开我的第一宫。我闭上眼睛。想着那片蓝色。

VI. 赤道的病

我在东马感染过两次新冠。第一次是轻症，隔离几天就退烧了。第二次是奥密克戎。转重。

入院的头几天我有时清醒有时糊涂。模糊中有人把氧气面罩按在我脸上，干燥而凉的氧气从管子里冲进来，带着橡胶和消毒剂混合的气味。我听见监护仪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听见轮床推过走廊，听见隔壁床的老人用伊班语不停地说着什么。他的声音很轻很缓，像在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
在一个昏沉的夜里，我梦见了阿纳。他站在长舟船头，背对着我，背影很瘦。他喊着什么。我听不清。然后雨停了。他在山顶站起来，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有一格信号。他转过身的瞬间，阳光穿过雨后的树叶，照在他脸上，眼睛亮得惊人。他说：“老板，这个站是我一个人的了。“

然后我醒了。

氧气面罩还扣在脸上。监护仪还在响。窗外是美里医院的外墙，灰白色的水泥墙，墙上爬着青苔。热带的花开得很好，红色的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

我在医院里待了很久。长到我把天花板上的风扇数了一圈又一圈。风扇转一圈是一秒。六十圈是一分钟。三千六百圈是一小时。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间。也是最安静的时间。

阿纳不能来探视——疫情管控，病房外隔着玻璃。他站在那里，把手机屏幕贴在玻璃上，打字：老板，那个站我调通了。按你说的重新调了功率参数。下载速度提高了。后面加了一个笑脸。那个笑脸像素很低，被玻璃反射的光切掉了一半，但我看懂了。

蔡先生托护士把咖啡送进病房。保温壶上贴着一张便签：“加炼乳。慢慢喝。”护士说那个拿督每天打电话来问病情，打到第五天护士站的人都会背了——“她今天体温多少，血氧多少，能不能吃东西”。

珍妮每天发一条WhatsApp。不是问我怎么样——她从不问。她只是发海的照片。早晨的海。傍晚的海。雨天的海。晴天的海。退潮后露出黑色礁石的海。她说，“等你出院了，再带你来。”

我没有告诉她，有一天晚上我盯着她发来的某张照片看了很久——哥打基纳巴卢的海边，黄昏，海平线从橙过渡到紫再过渡到深蓝——我忽然知道，我会活下去。

不是为了项目。不是为了合同。是为了那片海。为了有一天，再站在她旁边，听她说：看它一直在那里。

VII. 归来

出院之后我在古晋休养了一段时间。蔡先生让司机每天给我送饭——猪肚汤，药材味很浓，他说是福州人的做法。我在公寓阳台上慢慢喝汤，看着砂拉越河上的船，看着船头的年轻人和船舷上晾着的渔网。看着偶尔飞过的翠鸟，停在对岸的树枝上，又飞走。

有一天傍晚阿纳来敲门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子，里面是一块巴掌大的石头。“病好了要拿一块石头，”他说，“伊班人的说法。石头是地的骨头。你拿了地的骨头，地就会保佑你。”石头是普通的灰色鹅卵石，从拉让江上游的河滩上捡的，被河水冲刷得很光滑，握在手心里有点凉。我把它放在窗台上。

我拿到出院通知后，并没有立刻离开马来西亚。我在古晋又待了一阵子，把最后几个站点的验收做完。其中一个是阿纳独立完成的站点——拉让江上游最远的一个村子。那个站我们从前年开始规划，因为地形、预算、批文种种问题差点被砍掉三次。但我们把它建完了。

我从古晋飞到吉隆坡，安排了最后一次入境时那样的隔离——但这回在酒店只住了几天，办完离职手续，把Integra Tower的工牌放在了办公桌抽屉里。那些抽屉清出来时，掉出一张小小的、快被晒褪色的绿色标签贴——那是阿纳在第一台微波设备上贴的，上面标着“100%”。

走的那天古晋下着细雨。雨不大，像砂拉越的雨常有的那样——不是倾盆，是细密。砂拉越河在雨里泛着灰色，对岸的州议会大厦在雾里隐去了一半。我把公寓钥匙交给房东。法斗犬在航空箱里睡着了。它已经习惯飞行。

阿纳来机场送我。他妻子也来了，怀里抱着婴儿。婴儿刚满月，脸圆圆的，皮肤很白。阿纳把孩子抱过来让我看。“他叫阿贡，”他说，“伊班语里是‘开始’的意思。”我没有说话。我想起那天他在山顶上，雨刚停，他站起来，眼睛亮得像被雨水洗过的叶子。他说：“有了。”

现在也有了。不是信号。是一个人。一个“开始”。

飞机起飞时我靠着舷窗往下看。砂拉越河在云层之间露出一小截，然后消失。那片绿色——无边无际的绿色——慢慢被云遮住。我想起第一次来东马时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这里。后来我发现，是这里改变了我。

我闭上眼睛。想起那片海。那场雨。那碗哥罗面。那杯加了炼乳的咖啡。那把撑了两年半的伞。云层之上，土星正在离开我的第一宫。

Epilogue：武汉的秋天

后来我在一个秋天午后读到了一本书。写书的女人——伊萨克·迪内森——她在非洲有一个农场。她说：我在非洲有过一个农场，在恩贡山脚下。她的故事不是讲给她那个一去不返的情人的，是讲给非洲的。讲给她那些在农场里劳作、生活、最终被她留下的人。

她把农场留给了他们。不是作为遗产，是作为归还。

我在马来西亚没有农场。我在那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称为财产的东西。

但我留下了一些基站。三百多个。在拉让江上游的山脊上，在沙巴的渔村旁边，在那些连谷歌地图都标不清楚的地方。我留下了一个可以在暴风雨里去山顶调测微波链路的伊班族工程师，他有了孩子，孩子叫阿贡，是开始的意思。我留下了一个茶室，那里的老板娘会在下午三点给我留一个靠窗的位置。我留下了一个没有招牌的咖啡馆，那个沉默的印度老人，他给咖啡加炼乳时从不问问题。

蔡先生的茶室还在。他后来退休，去英国看孙子。临行前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“茶室还在。靠窗的位置给你留着。”我没有告诉过他那是我最喜欢的位置。但他知道。

阿纳升职了。他现在是东马三个州的微波链路主管。他最近在教新来的工程师怎么调测。“我告诉他们，信号弱的时候不要急，换个角度，换根天线，有可能就行。”他说这话时的语气，和当年在山顶上对着那格微弱信号说“有了”一模一样。他说他女儿现在会指着河边的基站说——“那是阿爸的树”。他说那台他用第一个季度工资买的笔记本电脑已经用得很旧了，键盘上磨出了光滑的凹痕，但他不换。“它是第一台。”他告诉我他最近做了一个决定：每天下班后，他让村里的孩子来他家用那台旧电脑。“不教别的，就教他们怎么用键盘，怎么保存文档，怎么给基站画站点图。有一个孩子学得特别好，才十三岁，能把经度纬度背下来。”

我问他孩子叫什么。他说：“还没想英文名字。但他让我给他起一个中文名字。你帮我起。”

我说，叫什么。

他说：“你要叫他什么都可以。我只是觉得，他应该有一个你起的名字。”

我没有见过那个孩子。但我想，他会是他村里第一个懂怎么用电脑的人。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考进技术学院，穿上借来的衬衫。袖子太长。扣子扣到最上面。

珍妮还在沙巴。她去年升了总监，管整个东马的无线网络规划。她最近发来一张照片——一个渔村，码头边上立着新基站。天线在夕阳下是银色的。“这个站是你走之前批的，”她写道，“等了两年批文才下来。但建得很快。现在他们有信号了。”旁边是一段视频：那个渔村的孩子们挤在码头边，用手机跟在外地打工的父亲视频通话。信号时断时续，画面偶尔卡顿，但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对着屏幕喊：“阿爸！阿爸！”珍妮在视频下面打了几个字：“这就是我们做的。”

那片海还在。防波堤尽头那根水泥柱还在。刻着的字母被海风侵蚀得更加模糊了。她说她上个月清理了一次沙滩——不是组织活动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捡了一个下午。“捡不完。但捡一点是一点。”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，就像当年她说“看它一直在那里”一样。我看着她发来的信息，想：有些人的守护是建基站，有些人的守护是捡垃圾。珍妮同时做了两件事。

我在武汉过了两个秋天。梧桐叶黄了又落，落了又长。母亲炖的排骨藕汤和从前一样——莲藕切滚刀块，排骨焯水，小火炖到藕粉肉烂。我偶尔还是会失眠。凌晨三点醒来，看着武汉夜晚的天花板，没有红色小灯，只有窗外遥远的路灯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天花板上，风一吹就碎。我对自己说：他在走。他在离开我的第一宫。他要去第二宫了。

然后我闭上眼睛，想象砂拉越河上的晨雾。想象拉让江黄昏时流动的泥金。想象珍妮站在防波堤尽头，风吹着她的短发，远处海平线从蓝过渡到灰。想象阿纳在雨后的山顶站起来，笔记本电脑在膝盖上，屏幕有一格信号。

土星过境第一宫，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份被敲掉重铸。每二十九年一次，每次两年半。

我用这两年半，在赤道边学会了撑伞。不是挡雨的那种伞——是那种你知道无论下多大的雨，你都不会散架的伞。

这把伞有点旧了。骨架有点弯，伞面有几道折痕。但它没有散。

它现在靠在武汉公寓的墙角。偶尔下雨时我会撑它。它劈过东马的雨，劈过古晋的雨，劈过拉让江上游那场把我淋透了的雨。它劈过更多雨之后，还在。

附录：土星行运与本命盘交互索引

彩蛋：未来的信

——或，地老天荒

后来又过了几年。

后来的事情很简单。2023年3月7日，土星进入双鱼座，我的第二宫。我在武汉重新称量自己的价值。然后去了英国。一年。坐在图书馆的深夜对着论文文档发呆，走在石板路上想起拉让江的泥泞伐木道，在超市里换算汇率然后放下那盒太贵的草莓。

在那盒草莓面前我站了很久。我想起阿纳带来的山竹。想起古晋的哥罗面。想起珍妮那句话：“记得吃饭。”想起蔡先生把咖啡递到车窗前时附的那张便签：慢慢喝，加炼乳。

2024年春天，土星精确对分我的本命金星。关于金钱。关于价值。关于我值不值得。我在英国宿舍的深夜问自己：抛开总部的工牌，抛开东马的外派履历，抛开一切机构背书——我是谁？我值多少？

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。不像赤道的空调。但一样让人睡不着。我知道他在——在咔嗒声里，在论文的页边距里，在那盒太贵的草莓的价签上。

然后我闭上眼睛，看见那片蓝色。山都望山顶看见的南中国海。美里医院窗外爬着青苔的灰色外墙。哥打基纳巴卢海边，退潮后的礁石。拉让江黄昏时流动的泥金。古晋河滨清晨从水面升起的雾。

我值多少？这个问题答案不在英国，在那个雨后的山顶，阿纳站起来，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有第一格信号。在蔡先生那碗坨了的哥罗面里。在珍妮深夜发来的短信里——“记得吃饭。”在阿纳用自己工资买的旧电脑里，键盘上磨出凹痕，村里那些光脚的孩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练习课。在每个我用工资换掉的裁员名额里。在每个我告诉总部“这个站不能停”的深夜里。

回到武汉。

2025年到2028年，土星过第三宫白羊座。我开始写。开始把东马的雨、英国的雾、武汉的梧桐叶蒸馏成文字。我发现自己在描写阿纳的时候总是写得最好，描写珍妮的时候总是想掉眼泪。她是那种什么人——你把她放在任何一片海边她都能站成防波堤。

2028年到2030年，土星过第四宫金牛座。树根长进土里。我会面对“家”的终极定义。不是武汉。不是古晋。不是哥打基纳巴卢。不是英国。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，被时间压实，变成一棵树的年轮。

2029年，土星与金星再次三分相。就像2020年8月富丽华酒店1407房间那次一样。那一次我在异国的隔离房间里学会了撑伞。这一次我将在故乡的土地上把伞收起来，靠在墙边。然后种一棵树。法斗犬已经很老了。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偶尔醒来，走到我脚边，把扁平的鼻子放在我膝盖上。我摸着它已经灰白的毛。它大概不记得赤道了。但它记得他。

我也记得。那两年半。古晋的晨雾。拉让江的黄昏。哥打基纳巴卢的海。那场雨。那碗面。那格信号。那块石头——伊班人说的“地的骨头”，现在还在我窗台上。

我依然爱他。在武汉的梧桐树下，在英国的石板路上，在未来的每一个他将会经过的宫位里。我依然在凌晨三点醒来，听他走过。不是天花板上的红色小灯，是砂拉越河上的雾，是拉让江的泥金，是防波堤尽头的海浪拍打水泥柱的声音。他不在烟雾探测器里。他在那边。

这把伞有点旧了。但它没有散。

关于作者

作者是一位占星学研究者与叙事写作者。曾旅居东南亚多年，对东马的河流、雨季、伐木道与长舟有着过于具体的记忆。

本书的占星数据基于真实行运星历与案主个人事件映射。部分人物和场景为文学虚构。地理节点均经过实地踏勘。古晋河滨公园确有一条长椅，可以看砂拉越河的晨雾。拉让江上游某座山上的基站至今还在运行。那间没有招牌的咖啡馆或许已经关了，但咖啡加炼乳的配方，某位印度老人还记得。

作者养过狗。一条固执的、打呼噜的、眼睛像黑色纽扣的狗。它老了。但它还在。

那块石头也还在。伊班人说，石头是地的骨头。你拿了地的骨头，地就会保佑你。

它保佑了我。

完